新环保法宣传要接地气


 发布时间:2021-04-21 21:42:55

在遭遇猛烈的抗议潮之后,台湾“总统”马英九27日被迫宣布封停已经持续十几年的台湾第四核电站。他对此表示无奈。台电领导人表示,核四的停工将意味着台电的破产。核四是在建核电站,台电已为它投入近百亿美元。核四的总装机容量为270万千瓦,台湾电力目前的全部总装机容量仅约3000万千瓦,核四如果最终废弃,不仅是台电的灭顶之灾,也意味着台湾未来断了新的电力增加之源。这一变故将可能抹去台湾经济今后的希望。民众抗议示威,政府被迫宣布停工,围绕台湾核四的这一幕,多么像中国大陆PX等重化工项目最近几年的境遇。所不同的是,反核四有台湾民进党的政治插手,因而更无正常理性,民众对核电的担忧经过政治的催化,使得抗议变得尤其轰轰烈烈。大陆民众抗议的大多是计划中或者开建不久的重化工项目,台湾这次生生搞掉了几近完工的核电站,从经济角度看,这一行动差不多是歇斯底里的。从旁边我们很容易看到台湾反核四运动的愚蠢,台湾已有三家核电站,如果追求全岛的所谓生态安全,就该把它们全关了。那才叫彻底的生态理想主义。

反观大陆社会在重化工项目上一次又一次的冲动,我们其实同样愚蠢。围绕重化工项目的邻避心理,是可以理解的。社会应当倡导科学精神,帮助项目所在地附近的民众消除顾虑。然而在大陆,一些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正相反。我们都记得,2012年什邡发生反钼铜项目的群众示威,很多活跃在互联网上的知识分子大声叫好,有些人还称当地参与抗议的学生是“榜样”。我们不知道他们今天是否会为当初的那些呼喊感到羞愧。民进党在台湾搞掉核四,是为了一党之私而牺牲全台的公众利益。民进党在其他问题上煽动民粹主义很难得分,但鼓动极端生态主义,在打击国民党政权的同时,它自己的风险最小。因为良好生态是所有人的愿望,在生态问题上搞极端,最有可能裹挟尽量多的声音,形成超出生态之外的政治杀伤。大陆一些人虽然构不成政治反对派,但他们一段时间里有意无意模仿大陆之外的政治斗争之术,通过支持各地反重化工运动以及非理性的其他群体性要求,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促进了反重化工项目在舆论场的正当性,其造成的恶果将是长期的。

大陆基层政府做事透明度低,不善与公众沟通,是各地重化工立项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台湾核四的遭遇告诉我们,在公众意见具有影响力的时代,如果错误的舆论倾向形成,政府即使做沟通努力,效果也很可能是有限的。因此扭转不理性的舆论方向,是大陆破解重化工困局的关键所在。作为台湾核四风波的旁观者,我们还清楚看到马英九政府的软弱无力。马政府大体算是专家型政府,清廉做得不错,但缺少担当精神和决断力,遇到抗议一冲就垮,因此做不成什么大事。大陆的问题要比台湾沉重、困难得多,各地各级政府需要经历民主时代的洗礼,并在全新的舆论环境下建立起高效的行动力。显然,这是对执政能力前所未有的挑战。

关停超标排污企业,本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兰州市政府和榆中县政府却因未能依法规范履行关停程序而惹上了官司。近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了2012年全省法院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包括一起因超标排污行政处罚引发的环保行政争议。涉案企业百美纸业公司的超标排污案曾是环保部2006年首批挂牌督办的四起案件之一。2008年,兰州市政府和榆中县政府发出关闭百美纸业公司的通知,百美纸业公司不服关闭决定,向甘肃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甘肃省人民政府复议认为两级政府的关闭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撤销了该关闭决定。2009年,榆中县政府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百美纸业公司停产停业,限5日内关闭。百美纸业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以兰州市政府和榆中县政府为共同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经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榆中县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甘肃省政府复议决定的要求,判决撤销了该处罚决定。百美纸业公司遂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原告企业被关闭期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该案由甘肃省高级法院指定张掖中院管辖。合议庭多次协调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即原告认可2008年政府责令关闭造纸厂时其生产已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属于落后产能,自愿淘汰相应设备,利用租赁场地、设备重新申报项目,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生产经营;由被告榆中县政府负责向原告兑付淘汰落后产能中央财政奖励资金,并协调免除原告自停产至2013年底造纸厂的租金。

达成上述协议后,原告百美纸业公司向张掖中院申请撤诉。电 (记者王博)。

对于这一轮产能过剩的发展趋势,李佐军认为,以往的产能过剩,可通过调整出口政策,开拓发达国家的市场进行消化。“但近年来,全球经济不再突飞猛进,而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增长乏力,新兴经济体市场也有待发育,因此在国外市场消化产能过剩的空间缩小。”李佐军说,这也意味着此次产能过剩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去产能过程可能会比较痛苦。“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长期积累的体制机制矛盾日益加深,对产能过剩只治标不治本的政策作用空间不大。”黄群慧分析说,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后期阶段,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试图等待经济形势复苏后依靠快速经济增长来化解产能过剩的可能性很小,“进行制度创新已经时不我待”。

“化解产能过剩,需健全完善市场体系,深化市场改革。”黄群慧表示,要矫正现有不合理制度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而石耀东认为,厘清市场和政府在解决产能过剩中的角色定位,对于解决产能过剩难题至关重要。他说:“政府应由过去注重事前审批转向注重事前、事中、事后监管。要建立科学严格的市场准入门槛,设计有效的退出机制,确定落后产能标准,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财政补贴和奖励机制,将各个利益相关方因淘汰落后产能的损失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专家还建议,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改变唯GDP导向的业绩考核观,适当降低GDP的考核权重,强调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对政府的强约束。还应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实行地方财政预算、决算公开,加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切实解决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不合理、政府职能越位等问题。

”石耀东说。(本报记者 杨 君) 专家观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在现有的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实际都是“经济人”,都有发展园区、招商引资、努力发展产业的动力。这也是形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投资越多产能越大,产能越大越容易造成过剩。化解产业过剩,一定要加快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就是一定要在当前形势下,使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很多地方政府只有事权而没有财权,只能以土地优惠、税收优惠等公共资源吸引投资者进入本已过热的投资领域,搞园区、搞产业,导致产能过度扩张。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要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其一,以规划进行约束。使各地明确自己的产业发展定位和调整方向,找准各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避免盲目投资。其二,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落后产能的淘汰给市场腾出了空间,也能提升先进产能的比例。其三,加快科技创新,鼓励企业在品种、质量、节能降耗、环境保护上做文章,这样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其四,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地铁、保障房等,可以化解一部分产能。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的保护。对地方政府来说,上马大项目可以带来GDP、税收和就业,所以即使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但地方政府还在不断推动上马。下一步的着力点要放在解决绝对产能过剩上,要下狠心坚持优胜劣汰,即便伤筋动骨也得干。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落后的要淘汰,不是说规模小就一定要淘汰,还是看它生产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市场,而且是不是破坏了环境。

这是在竞争当中来看的,有一些小规模的企业有很好的竞争能力,所以不能用规模的概念来衡量。说得更直接一点,哪一个企业要淘汰掉,不要光是政府说了算,而是政府要用法律规定指标来衡量,看它是不是要淘汰。(陈恒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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