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安徽再生铅生产第一人的环保之路


 发布时间:2021-01-27 06:15:45

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的实施,对于促进重污染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项制度却引起了律师的质疑。近日,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资源与能源法专业委员会创始委员夏军向证监会等发出请求报告和建议书,指出上市环保核查制度“在制度定位、法律依据和操作程序上都存在严重问题”。请求环保部、证监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协商,将律师事务所出具环保核查专项法律意见书,作为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申请上市、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的必备条件。夏军介绍,2001年特别是2007年以来,环保部及其前身原国家环保总局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以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等。“这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把核准证券发行交易的一部分职能剥离分出,设立新类型的环保行政许可,作为证监行政许可尤其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前置程序。”夏军认为,上市环保核查的开展,对于促进重污染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这项工作存在问题,不仅是以规范性文件违法增设变相的行政许可,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缺乏确保公众参与的有效程序机制,欠缺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的制衡。他认为,这些问题致使环保核查工作流于形式,导致公权力在环保领域被滥用。夏军说,目前,环保核查由环保部门下属的技术服务单位一家包揽,以核查技术报告代替法律意见书,导致了一个“怪现象”,即“轻污染无污染的企业申请股票首发或增发,证监会要求律师出具发行人环保守法审查意见,而重污染行业的企业却不需要律师环保核查法律意见书。夏军在建议书中提出,上市环保核查制度应“从部门垄断走向市场开放,从封闭运作走向透明互动,从一家独揽走向多元制衡,从临时检查变为定期评估,从行政许可变为行政指导,从行政措施变为法律手段。”他认为环保部应取消临时性许可性的环保核查,将环保核查与证券发行交易审批脱钩。同时,制定必要的法规,引导企业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企业环境守法状况定期核查评估,维护投资者和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夏军建议,证监会应废止《关于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IPO申请申报文件的通知》,修改《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将环境审计师事务所(环境技术服务公司)、律师事务所、保荐机构的专项意见书,作为发行人和上市公司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的证明文件;律师出具环保核查专项法律意见书,要作为重污染行业的企业申请上市、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的必备条件。

“环保部门出具的相关意见和证明,不能当作企业的‘免检证书’,必须由中介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合法性审查;对公众提出的质疑和意见,要充分回应、认真反馈、审慎处理。”夏军认为。本报记者郄建荣。

国资可做“二股东” “混合应该是有方向的,不能为了混合而混合,混合所有制的推进要和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合在一起,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一些竞争性大型国企的国有股东可以做二股东,这样会提高民营资本进入国企的积极性,而且也有助于公司治理的机制改善与效果提升。”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邓辉表示。邓辉研究公司法多年。他认为,如果实行了混合所有制以后,企业的股权结构仍然是国有股一股独大,治理结构和治理绩效都很难改善。对于确需国有股东控股的企业,也要尽量避免一股独大的情况,最好能够有形成制衡作用的第二大股东。而当竞争性国企的大门向民资敞开、作为出资人的国资委对旗下企业不再控股时,各级国资部门也不必担心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将成为国资监管部门与这些企业的联系渠道。“真正要改革的话,完全竞争类的企业最终肯定要走这条路。几乎每个省国资委都已经设有国资经营公司,国资委可以在竞争性国企保留30%左右的股份,这些国有股份作为优先股直接全部划给国资经营公司持有,剩下的股权全部引进战略投资者,使竞争性国企去行政化,完全走向市场。”前述全国人大代表认为,应由国资委管理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后者作为财务投资者负责国企的收益。

“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一个重要概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此前本报曾报道,国务院国资委今年将选取一至两家央企启动国资投资控股公司试点,多个省市也将改组1-2家国资运营公司和若干投资公司。虽然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在各个层面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当国资委不再插手国企的微观经营时,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对相关政府部门来说是一个“做减法”的削权过程。对此,前述全国人大代表劝相关政府部门“看开点”:“国企的注册地不变、纳税地不变、总部地址不变,不就行了?地方政府要的是就业、税收和发展,只有发展才有就业与税收,如果管得太多、太死企业就没得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公司董事长孙明波也认为,要管资本、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政府就不能做家长,要从企业的微观运营中脱身出来,做到监管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让以市场为导向的国企“轻装上阵”。“混搭”防“交叉感染” 眼下人们热衷于讨论混合所有制的好处。但事实上,“杂交”不一定就是“优势”。“有一个美女追求萧伯纳,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我们两个人结合,我的美貌加上你的智慧,生下来的小孩是将何等优秀?’萧伯纳给她回信说‘如果我的丑貌加上你的愚蠢,那生下来的小孩又会怎样?’”邓辉引用典故指出,无论“谁主沉浮”,都需要避免国资民资一混了之,两者缺点“交叉感染”。

邓辉指出,国企官僚气息重、对市场反应慢、决策效率低。而民营企业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在对一些规则的坚守上有问题,许多民营企业是家族制,在对利益相关者的平衡上做得不行,在社会责任落实上比大型国企差得远。当国资与民资共同作为大股东与二股东,另外还有很多大众股东时,如果国资与民资串通,那么大众股东就可能会受到更严重的损害。为了避免混合所有制企业出现“杂交劣势”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工商联主席李卫华表示,可用“民营的机制”解决“国有的问题”。在安徽2600多家公有制企业中,约三分之一有明显利润,三分之一经营困难,剩下三分之一维持平衡。计划用三分之一有明显利润的企业跟有实力的民企合作,使民营资本与优质国企在优势领域强强联合,完善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取得更大效益,同时使用优质国企稀释股份转移出来的资金救活困难企业,这样在这些企业引入民资就有更大吸引力。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在与全国政协委员交流时表示,国企民企都有缺点,搞混合所有制要吸收国企和民企的优点。如果混合后吸收的是缺点,可能这个企业还不如单纯的国企或民企。央企在资金上、规模上、规范管理上、技术创新等方面有实力,民企在市场拼搏、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活力,两者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就形成了竞争力。

邓辉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不宜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有清晰的改革规则,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价值进行公允的评价。国企中很多财产是没有公允价格的,如土地、矿产资源、无形资产,这些如果不计价,最后在股改过程当中等同于国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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