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发布时间:2020-09-26 07:17:11

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仲裁庭裁决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仲裁庭无视历史性权利属于习惯国际法调整事项的国际法原则,非法裁定其对当事双方涉及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和海洋权利渊源的争端具有管辖权,并得出无效结论称“并无证据显示历史上中国对该水域或其资源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关于岛礁地位,仲裁庭罔顾领土主权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事项、中国已将涉及海洋划界争端排除强制仲裁、岛礁地位及其海洋权利与海洋划界密不可分的事实,得出荒谬结论称“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南沙群岛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

仲裁庭还无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历史事实,对中国在南海行为的合法性妄加裁决。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菲南海有关争议提起仲裁程序始于2013年1月,此后应菲请求建立的仲裁庭和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不顾中国一再反对,执意推进仲裁程序并作出裁决。去年10月,仲裁庭裁定对菲部分诉求拥有管辖权,并将其余仲裁事项的管辖权问题留至与案件实体问题一并审理,引起国际法学界普遍质疑。此前,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菲律宾共和国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际法,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仲裁庭自行扩权和越权,强行对有关事项进行审理,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享有的自主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破坏《公约》争端解决体系的完整性。

中国在处理涉及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问题上,一贯主张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

2012年审计署的投入产出比为1:116,即审计署每花费1元人民币的财政资金,可为中国带来增收节支等直接经济效益116元。报告披露,2012年,审计署共审计单位765个,可用货币计量的审计成果合计1282亿元。当年审计署财政拨款预算收入11.28亿元,全年财政拨款支出11.06亿元(含使用上年结转资金)。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报告中分析,2012年审计绩效成果可从两方面考量。一是可用货币计量的审计成果。2012年,审计署审计(调查)单位765个,审计业务工作量465663人·天,直接促进财政增收节支、资金拨付到位、挽回(避免)损失1282亿元,人均审计成果为4030万元,投入产出比为1:116。二是不可用货币计量的审计成果。2012年,审计署移送重大案件线索和事项351起,提交各类审计报告和信息简报3538篇,提出审计建议2200多条,促进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整改措施2200多项,建立健全规章制度1600多项。就中国地方审计工作进展,报告显示,2012年,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共审计单位14.9万个,全年可用货币计量的审计成果合计6100多亿元,并向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部门移送案件线索和事项3900多件。

据了解,2012年中国审计署的投入产出比进一步优于2011年的1:96。虽然2012年度报告并未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审计绩效,但根据2011年度报告,当年英国审计署的投入产出比为1:13,日本会计检查院的投入产出比为1:26,美国审计署的投入产出比为1:82。(完)。

负面清单”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热词。在近日获批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引人注目的制度变革得以针对外商投资“试水”。分析人士认为,该管理模式一经推广,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抓手”,同时也将对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提出巨大考验。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一字之差,却是政府管理思维的巨大转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指出,“负面清单”就是法无禁止即合法,也就是说仅仅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与限定企业“只能做什么”的管理模式相比,无疑会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在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看来,“负面清单”管理与本届政府正在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向一致。他认为,目前对企业投资准入实行的审批制度至少有三方面问题:资源错配,谁拿到政府批条,谁就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宏观调控边际效率下滑,很多过剩产能其实是“批”出来的;还有腐败频发。同时,这种转变也暗合中国改革开放循序渐进和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思路。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说,“负面清单”是在中国综合实力已不同以往、抵抗经济变动冲击的能力大大增强的基础上,减少直接管制而更多采用间接管理,同时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尽管目前仅在上海针对外商投资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但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模式也可以被推广到全国范围内的所有内外资企业。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说,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而非地方战略,试验区内更多是制度创新而非政策优惠,国务院也已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变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外资,对本国企业更应该如此,“因为市场秩序不管对内资外资都应该是公平的、非歧视性的”。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对内放开,将形成一个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际上,在外商投资之外的一些领域,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实行了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转变,只是并未冠以上述名称。

梅新育举例说,进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最初就是授权特定地区、获得资格的企业开展此项业务,后来就是除了部分重点监管企业之外,其余全国全部放开。一些人士担心,由于涉及到金融、航运等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时机可能还不成熟,因为这些服务业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扩大开放预计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张燕生将对外企全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比喻为新一轮“狼来了”,“狼来了是要吃人的,外企在一些行业中比中资企业有竞争力得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说,政府在列清单的时候,不可能完全预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国外的有关企业可能在这些行业先行占据市场优势,使得国内企业后来进入这些行业的困难大增。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26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说明时表示,为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加强风险管控,政府除及时制定和调整负面清单、完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外,还将通过反垄断审查、金融审慎监管、城市布局规划、环境和生态保护要求、劳动者权益保护、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手段,构建风险防御体系。

就宏观调控而言,政府对市场“放手”带来的一大变化就是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下半年经济工作提出“微观政策要活”的同时,也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在微观层次的管理上面要推广‘负面清单管理’,在宏观层次的管理上则要反之,这一点决策者需要把握好。”梅新育说。(记者 王秀琼 韩淼 何欣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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