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戈平回应香港政改所谓“白票守尾门”等问题


 发布时间:2020-10-20 05:23:38

宣布其有关宣誓无效及没有法律效力,并自宣誓当日起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16日出版的香港多家报纸发文表示支持,认为裁决彰显法治,且有效遏止“港独”。《文汇报》综合各界声音,指出裁决公正公道,合法合情合理。该报还发表题为《法庭裁决彰显法治维护“一国”遏止“港独”》的社评指,这是法庭依据基本法和香港有关法律,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释法而作出的公正裁决,不仅维护了“一国两制”原则以及香港的法治精神,也彰显了法庭和法官的正义形象。文章认为,相关裁决为顺应香港主流民意、彰显社会公义的正义之举,是对故意冲击“一国两制”,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港独”分子的重大打击,对整个香港社会明辨是非、正本清源,也有着积极的导向作用。文章强调,裁决明确地告诫香港社会:“一国两制”是香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在香港宣扬“港独”是违法行为,任何人都不可在香港鼓动“港独”,更不可在学校播“独”毒害莘莘学子,否则,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香港《大公报》于头版对裁决进行详细报道,并发表社评指出,有关裁决,至少在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明确宣布两人宣誓无效、议席失去、席位悬空,违法拒誓及辱国者无好下场,缠扰港人社会逾月的所谓“宣誓风波”暂告一段落,也为解决后续问题提供了依据。二是全国人大释法再显神威,特区法院依法落实,作出了无可置疑的裁决,有力彰显了中央宪制权威地位,亦有效体现了特区司法的独立性。三是“港独”分子的嚣张气焰几被“一铺打残”,少数人借“本土”之名、行分裂之实,通过地区选举企图混入权力架构,结果在人大释法和特区司法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失败收场。该社评进一步强调,今后面对类似冲击,全体港人都要像今次拒辱国、撑释法、反“港独”一样,大义深明,理性务实,坚决站在维护国族尊严和特区利益一边,打击和抵制一切企图分裂国家、搞乱香港的言行。

《香港商报》头版发表署名“万青”的评论员文章指,判决立下法律规矩,沉重打击了“港独”势力的嚣张气焰,不仅有利于立法会秩序的恢复,亦有助社会认识“港独”之危害。文章说,判决特别指出,“基本法作为小宪法,地位高于立法会”、不适用“不干预原则”,这是对法治的维护,对基本法权威的维护,亦是对“一国两制”的真正拥护,这一判决对社会厘清争议,明辨是非,正本清源有积极导向作用。(完)。

港府发言人22日表示,香港特区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基本法》第23条开展立法工作,特区政府当务之急是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发言人22日在评论澳门宣布就澳门《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留意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刚就澳门《基本法》第23条立法提出了草案咨询公众。为澳门《基本法》立法是澳门特区的内部事务。香港特区有宪制上的责任,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制定法例。香港特区政府现阶段没有计划就《基本法》第23条开展立法工作,特区政府当务之急是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香港特区政府日后考虑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工作时,必定会与社会各界充分沟通,全力争取整体社会对立法建议的理解和共识。

国家宪法是“一国两制”的基础和保障。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法,适应并维护香港的社会政治秩序,必须从国家宪法出发,深入地学习和理解国家宪法。乔晓阳指出,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过程中,强调要有宪法思维,这是由宪法在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决定的。宪法是“根本法”和“最高法”,这是宪法区别于一般法律的两个显著特征,也是香港基本法实施中必须把握的。他介绍说,说宪法是“根本法”,是从宪法的内容上讲的,是指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解决的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带有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任何法律或者制度再特殊,也不能损害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说宪法是“最高法”,是从宪法效力上讲的,是指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或者制度,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乔晓阳说,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宪法的这两个特征,不断增强崇尚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使宪法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才能确保香港基本法的实施不走样、不变形,从而确保国家持续稳定发展,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乔晓阳表示,香港回归以后,香港居民都知道有香港基本法,而国家宪法好像与香港关系不大,这是一个误区。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国家宪法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确立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国家宪法秩序的重要方面。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居民已经生活在国家宪法规范的社会政治秩序之中,国家宪法透过香港基本法以及其他各种方式,深刻地影响着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香港发展民主,最根本的依据是宪法。乔晓阳表示,宪法第31条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特殊的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共同意志是在国家主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达成的,否定国家主体实行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必然动摇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特殊制度和政策的基础。乔晓阳说,香港基本法中有许多规定与宪法规定不一致,怎么确保这些规定有效?答案是:宪法通过赋予基本法特殊地位来保障基本法规定的效力。他强调,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这就肯定了宪法是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最高法律,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按照宪法第31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政策,就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

乔晓阳指,基本法第11条规定的法理,是宪法特别条款与一般条款的关系问题,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是宪法第31条的效力所致,而不是基本法限制了宪法有关条文的效力。由于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基于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基本法第11条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如果不属于该条规定的范畴,仍然要适用宪法的规定。乔晓阳介绍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基本法时,为了消除香港社会关于基本法是否符合宪法问题的疑虑,专门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宣布香港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并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符合宪法的。对于这个决定,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这个决定的前提就是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具有效力,基本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基本法必须符合宪法,这种符合不是只符合宪法一个条文就可以,而是要全面符合宪法的规定。

——这个决定带有进一步明确宪法第31条含义的作用,宪法第31条的规定比较原则,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是什么,宪法本身没有直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基本法的决定,起到了宣告这种制度的具体内容的效果。因此,宪法和基本法一起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法律基础。要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的特殊之处,它的法律界限在哪里,要看宪法,要把它放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中来理解和执行。乔晓阳还表示,按照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设立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而是根据“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香港的实际情况,采用了一套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来实现和保障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尽管如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治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性质没有改变。乔晓阳指,香港回归后,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与其他所有中国公民一起在国家具有主体地位,是国家的主人,有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怎么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乔晓阳表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设立的,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基本法的修改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解释基本法、就基本法规定的事项作出决定的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不是离香港社会政治生活很远,而是已经成为香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完)。

白票 饶戈平 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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