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发布群体性申诉典型案例 预付式消费成申诉难点


 发布时间:2021-02-25 19:21:52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二审。其中,新增规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与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全国人大法律委有关负责人解释,这意味着广告代言人对虚假广告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名人虚假广告事件频发,加强名人代言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中消协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八成网民认为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应承担连带责任。此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无疑是将这种呼声落实为行动。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钦佩某人或某个群体,会通过模仿来形成自己的消费偏好。现代商业广告将这种“名人效应”发挥到了极致。曾经有观点认为,名人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要求其保证广告内容真实过于苛刻。实际上,名人在广告中扮演的角色无外乎三种:表演者、荐证者与发布者,无论以何种角色参与其中,名人在虚假广告中都难辞其咎。

作为表演者,相同质量的商品,往往因名人参与其中而格外抢手。根据收益与责任对等的法律公平性原则,取得不菲收益的名人理应为其代言承担责任。所谓荐证者,是指证言式广告,大抵类似于“相信我,没错的”之类广告用语。名人多是以消费者身份出现,他们通过自身消费感受为商品或服务作证。此类广告对消费者影响最大,正因为如此,各国法律对此都有严格要求。以美国为例,证言广告被规定为“明示担保”,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都必须是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使用者,否则按虚假广告处理,摇滚巨星杰克逊就曾因证言广告不实,被处以巨额罚款。追究此类广告中的名人责任,当无任何异议,这也正是社会舆论的焦点所在。至于发布者,无外乎“我选择,我喜欢”之类消费宣言,名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与普通意义上的广告媒体别无二致,都是旨在发布信息、引导消费。任何媒体对其所发布的广告,都有不容推卸的审查义务,即使是以“自媒体”形式出现的明星代言,同样概莫能外。

也就是说,名人、明星通过微博等给商品打广告,也在此法适用范围。修正案草案中明确规定: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其中的“广告发布者”,显然不仅局限于传统媒体,也包括以发布者身份现身的名人。名人代言广告本质上都是一种履行合同的职务行为,理应为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以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这样的法律规定落到实处。通过法律问责,让名人知道,代言广告不仅是一项高收益的商业行为,更是一项高风险的法律行为,怎可光赚钱不负责?(赵志疆)。

2010年至2014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7719件,对12963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的7336人,重刑率达56.59%。27日上午,最高法在北京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例。孙军工在会上表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重侵犯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造成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依法从严惩治。据介绍,在持续高压严惩态势下,此类犯罪案件数量自2012年起呈逐年下降趋势。2014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978件,与2012年审结1918件、2013年审结1313件相比,下降幅度明显。孙军工介绍,近年来,在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依法从严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同时,最高法充分履行国务院反对拐卖人口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注重采取多种举措,与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形成惩治预防拐卖犯罪的工作合力: ——2010年,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研究制定并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法律政策适用标准; ——近年来,先后出版办案指导图书,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举办多期业务培训班,提高各级政法机关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司法理念和业务水平; ——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访谈、发布典型案例、举行庭审直播、送法进校园和社区等多种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震慑违法犯罪,提高公众防拐意识。

(完) 相关报道: 最高法通报拐卖妇女儿童案例:人贩从亲生父母处强抢 最高法发布拐卖妇女儿童案例:出卖三亲儿获刑十年 最高法: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

01家属先行 多数腐败分子在出逃前会将家属、情人移居境外,并购置海外资产,这就是所谓“裸官”。为了融入当地社会,“裸官”往往让家属,尤其是子女在当地留学、工作、开公司,其奢华生活已经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案例: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在2006年6月外逃前,留下了一封信,说自己远走高飞了,让纪检部门不要费劲找他,这样的“猖狂”就是因为妻子已经移居海外,还拥有美国绿卡。02准备证件 为了顺利出入国境,外逃分子往往先准备有关出入境证件,还常使用假身份证办理真护照。有了这些,海关就难以真实记录其出入境活动,在海外也可以相对安全地易名藏匿。案例: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九龙坡支行的陈新把“换证”做到了极致。2001年,他携带逾4000万元的公款辗转潜逃往东南亚多国。68天的逃亡中,他竟然换了29个假身份证。03频繁出境 在出逃前,腐败分子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例如以去海外分支机构办理业务的名义频繁出境,长期游移于境内外之间转移资产。一旦感觉执法部门将对其采取行动,他们便选择不再回国,直接外逃。

案例:原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主任高山,在2005年初因东北高速失款案暴露,携巨款外逃加拿大。在此前,他曾经18次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赴加拿大为外逃探路。04出逃境外 一是“合法方式”,外逃分子往往会利用出境考察、出境旅游、探亲等机会,一去不回。二是“非法方式”。这种情况多见于案发之后,迫于纪检等机关的压力,外逃分子铤而走险,利用假护照或借助非法组织偷渡。案例: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在群众举报了其经济问题,引起纪检部门的注意后,突然中断正在参加的干部培训,紧急从上海秘密离境。任媛媛。

消费者 案例 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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