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170余处级以上官员因贪污渎职落马


 发布时间:2020-10-20 21:47:49

不过关就暂缓任用,这样的廉政法规知识考试在陕西、甘肃等地正全面铺开。不久前,甘肃白银市有138名干部因为考试成绩不满60分而被取消考察任用,其中县处级干部21人。陕西共有345人因成绩不合格被暂缓提拔。一些官员知晓廉政法规,不等于会恪守廉政法规。在现实生活中,就有少数官员在台前将廉政法规挂在嘴边,在幕后却利用权力寻租。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表里不如一,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廉政法规,而是因为他们对廉政法规失去了应有的敬畏和尊重。只有提高违规成本,加强廉政法规的外部控制力,官员们才不敢铤而走险。

廉政考试要将制度善意落到实处,既需要在考试内容上进行科学论证与设计,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实施系统。如果说考试决定仕途提升了官员的重视程度,在考试过关之后,廉政法规如何继续发挥效力?只有将廉政教育和考核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渠道,让官员时时刻刻感受到越轨的风险和压力。只有让指标设计更科学、程序设置更合理、细节考虑更周全,廉政考试才能不断提高使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这不仅有利于官员廉洁自律,也有助于提升民生福祉。(杨朝清)。

与众多落马官员“大难来了各西东”的绝情相比,贪得1亿多钱财物的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在庭审中因“至少三次为许秋琳求情”,令围观此案的网友“刮目相看”,也因此被网友嘲讽为“感动情人的好贪官”。据广州日报报道,被控受贿1.253亿元、港币1720万元的陈弘平陈述,除了2600万人民币的款项被他用于投资股票外,其余全部借给了情人许秋琳,“希望不要处理那些行贿的企业,是我害了他们,特别是黄鸿明和许秋琳。” 一边是不义之财,一边是仗义之态,陈弘平展示给世人的是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一个怜香惜玉、柔情万种的贪官,仅存的一点人性的光辉照不到权力掌握下的平民社会,却在私欲与情欲的空间长明不熄,他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贪官心灵深处更加黑暗的世界。他的“义”,是私欲面前的义无反顾,是私情面前的义不容辞,这种慷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不义之慨,是典型的宁可感动情妇、也不愿感动社会的官场败类。权力面前,能够让陈弘平动容的不是党纪国法,不是民众对于公正公平的期待,而是通过满足情妇的欲望,从而构筑自己想要的温柔之乡。一个视民众利益、民众疾苦如同无视的贪官,当他的“真爱”仅仅指向的是情妇时,他爱的已经与人没有关系,而是钱、权、人相互交换时所获得的某种快感。

法庭上,与女人相关的落马官员,这几年敢表达“真爱”的,人们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重庆厅官雷政富,一个便是陈弘平,其余大都避之不及。雷政富被人设套演了令人难以启齿的12秒一幕,法庭上硬要说跟这女人属于“真爱”,目的是为了往情人关系上扯,以便减轻自己的罪与罚。而陈弘平在法庭上不避羞耻“至少三次”为情妇求情,甚至希望不要处理那些行贿的企业,其实与雷政富想要的结果是一样的,无非是希望法律为她网开一面,继而可以为自己留一条不至于太惨的后路。小算盘打得让人听听也是醉了。

事实证明,透过一个官员情与义的趣味、冷与热的面孔,多少能够分辨出这个官员的做人品格与为官品位。但是,由于制度对于权力的监管,更多地集中在八小时之内,这给一些擅长戴两张面具的官员,造成了手中权力能够在兑换利益的过程中游刃有余的空间。陈弘平在揭阳深耕官场几十年,2011年为了能在揭阳市委书记位置上留任,仅向负责广东省地级以上市厅级干部考核的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就慷慨送出港币现金100万,还自认为行贿是为公不是为私;而以亿为计的所受贿赂,在他看来竟然不是不义之财,而是企业对他的重情重义。

这种将公权当作个人工具的所谓仗义,能够在他的任上横竖通行,这不能不说是用人与监管的严重失察。把真情留给党的事业,把真义留给社会大众,官员的真爱才有可能用在点子上。而陈弘平,宁愿感动情妇也不愿感动社会,他在法庭上的仗义,对社会来说不仅分文不值,并且让人领教了权力给错了人时的心底瓦凉。刘雪松。

甘肃省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受贿案于今年6月一审宣判。《财经》杂志对这一“并不起眼”的官员腐败案进行了梳理,发现牵涉到此案的华亭县129位官员,几乎完整覆盖该县县委、县政府各部门及各乡镇政府机关。然而,这129名最终被列入判决书的行贿官员,仅有4名被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有行贿行为并不必然意味着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符合立案标准是刑事追诉的起点。依2012年12月“两高”联合发布的《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据报道,这129名行贿官员总涉案金额超过了千万元,莫非只有4人达到刑事追诉标准?这一结局,难免让人怀疑。而在司法实践中,轻判乃至放纵行贿人并不鲜见。刑罚的创制、适用和执行,预防犯罪是重要目标之一。有行贿犯罪而不究,预防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坊间把这种打“受贿”而宽“行贿”的怪状称为“开着水龙头拖地”。这种“拖地法”,何时才能把地拖干? 道理与法理并不难懂,难的是找到这一怪状的根源。

我们都知道,受贿与行贿是一组对偶性的犯罪,有受贿必有行贿。从侦控的角度来说,首先应当承认贿赂案件的查处确有难点。行贿与受贿通常发生在特定当事人之间,绝大多数贿赂行为均无目击证人,也没有可供还原的犯罪现场,证据的调取和固定不易。为了使性质更为恶劣的受贿能够定案,侦查人员以“宽纵行贿”来换取行贿人的配合,成为常态。刑法第390条规定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种立法上的“司法优待”,被普遍认为有其必要。但是,行贿免罚并非都合乎法律。对既遂的行贿犯罪,“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才“可以免除处罚”。如何判断行贿人的交代是“主动”还是“被动”,就成了免罚的关键。这实则是给了控方和裁判方以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上述条款也成了众多买官、保官者在事实、证据皆确凿之下,却能得到轻纵的通途。为实现对贿赂犯罪的均衡打击,同时体现罪刑相适应,建议取消刑法第390条中的“免除处罚”条款,并将“可以减轻处罚”细化为“应当减轻”、“应当从轻”和“可以从轻”三个档次,分别对应行贿人在主动交代和被动交代上的不同情节。

立法层面的另一建议是,可考虑将已成为司法潜规则的“污点证人”制度合法化。鼓励行贿人走上法庭指控受贿官员,并给予此类“污点证人”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的制度诱惑。与其让潜规则大行其道,造成反腐败中的“选择性失明”与“选择性执法”,倒不如公开推行合法化的“污点证人”制度。这样也可以让民众知晓,行贿人是因何才得以免罚。对行贿犯罪的轻纵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打击贿赂犯罪抓住受贿人这条主线是对的,但也不能对行贿视若不见,甚至有罪不罚。“老虎”少而危害大,“苍蝇”多且危害广。“苍蝇”和“老虎”一样该打。(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重庆 官员 检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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