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经济法前沿理论研讨会在博鳌召开


 发布时间:2020-09-26 14:08:59

破案306起,捣毁传销窝点750个,教育遣返参与传销人员6000余人,涉案金额10.6亿元。辉煌战果的背后折射出传销犯罪令人堪忧的现状。省公安厅有关数据显示,我省去年查处的传销案件相当于前五年的总和。聚集性传销仍有市场 案例:6月,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出动警力200余人,破获涉案近千万元的特大传销案,冻结、追缴涉案财物200余万元,遣返传销人员500余人。延伸:从全省来看,传统的面对面授课、聚集式传销在一定地区、区域仍然较为活跃。其中武汉市江岸区、盘龙城,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孝感市孝南区,鄂州市鄂城区,随州市曾都区等地相对突出。我省公安机关针对城乡结合部、出租屋集中地、传销活动易聚集地区进行摸排,重点打击以“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新型直销”等为幌子从事的“拉人头”、收取“入门费”的聚集型传销犯罪。

传销组织披上温情外衣 案例:在不同的出租屋内,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每班10人—20人,由传销头目讲授“资本运作”方式。8月22日,公安经侦部门在武昌区南湖一些小区捣毁传销窝点5个,抓获涉案人员50余名。延伸:如今,不少传销组织采取“小班上课”、“一对一”、“多对一”形式对新人进行“洗脑”,授课地点一般选在公园、茶楼、宾馆、小区进行,很多甚至是家庭聚会式,执法部门查处时难以获取物证。与传统的“吃大锅饭”、“睡地铺”、“人盯人”传销模式不同,传销组织现在一般租住在高档小区,出入豪华宾馆,不控制手机,来去比较自由,多采取统一配备手机号码、定期电话短信拜访、询问行踪等方式变相控制。瞒天过海的“经济邪教” 案例:专项执法行动中查获,犯罪嫌疑人黄某、余某夫妇先后在武汉市黄陂区前川地区和广西桂林市,以为“西部大开发”筹措民间闲散资金进行“资本运作”、“无店铺连锁经营”,鼓吹投资小、返利高、零风险,每名加入者需缴纳门槛费29200元,次月即返利。

两人发展下线500余人,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延伸:近年来,传销组织为引人上当,巧立名目,编造和利用一些经济领域较热门的词汇和概念如“资金运作游戏”、“股权投资”等诱骗群众。如有的传销组织以“西部大开发”、“经济试验区”为幌子,把传销说成发展区域经济、解决产销瓶颈化和就业问题,让更多的人富起来、缩小贫富差距等,易让人上当受骗。网络传销后来居上 案例:2010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徐某在上线蛊惑下加入浙江万家购物网站,以发展电子商务为名,通过招募加盟商、代理商、会员,实行满500返500,满1000返1000的“消费返利”模式,从中收取佣金。成为钟祥区域代理后,共发展下线100多人,非法获利30余万元。

延伸:据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不完全统计,网络传销案件已占全部传销案件的60%以上。传销者以投资电子商务、发展股东、投资私募股权等名目,有的还冒充国际知名公司,以高额返利和分红为诱饵,在境外架设服务器,通过互联网发布产品广告、招募代理商、收取转移资金、联络管理传销组织成员。一有风吹草动或被查处时,幕后头目立即关闭网站,携款潜逃,造成受害人血汗钱被骗却投诉无门。专家视点 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政委肖洪祥认为,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社会投资渠道受限,社会青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一度销声匿迹的传销违法犯罪死灰复燃,且呈现多样化趋势,极大危害了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我国刑事立法上涉及传销犯罪的组织领导传销罪、非法经营罪追诉标准和证据规格要求较高,往往让违法分子有空可钻。

此外,网络传销定性、管辖、追诉标准模糊、侦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传销的主犯和骨干分子打击不力。针对当前传销犯罪的新特点、新趋势,他建议,在进一步加大对传销打击力度、教育引导群众远离传销的同时,应尽快完善传销相关立法,使打击传销工作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讯员王昕 龚经轩)。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要深化司法改革,解决非公企业和非公经济遇到的司法不公问题,坚持破除影响对非公企业公正司法的障碍,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工商联及非公企业界代表座谈会,就人民法院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征求意见。周强在会上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牢固树立平等保护理念,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周强强调,要坚持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诉讼地位平等、法律适用平等,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同等司法保障;要依法惩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破坏企业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安全有序的法治环境。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各级人民法院和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要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主体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要依法审理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金融借款、融资租赁、民间借贷等案件,依法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多渠道融资;要依法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积极参与企业兼并重组,统一法律适用规则,优化非公有制经济投资环境。

此外,要高度重视解决执行难问题,不断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依法慎重采取对非公经济企业采取的诉讼保全、扣押财产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诉讼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职工就业的不利影响。周强进一步要求,要积极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司法服务。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对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加快转型升级和“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风险和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及时向工商联、相关行业协会、有关政府部门和企业提出司法建议;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规范、指引作用,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切实增强法治观念和依法经营意识,不断完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健康顺利发展。周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与全国工商联的联系,共同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听取工商联和非公有企业的意见建议,要支持和推动非公有企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发挥他们的作用和优势,妥善审理涉非公有企业的各类案件,扩大司法民主。要支持商会参与民商事案件的调解、仲裁,健全机制,采取多元方式及时化解非公企业的民商事纠纷。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与全国工商联共同建立商会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机制、健全完善民主监督沟通交流机制、共同研究建立和共享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库,并在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听取全国工商联的意见建议等多个方面开展有效合作,取得良好效果。王钦敏强调,要进一步密切双方合作,共同开展法治教育,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法律素质,依法保护包括非公有制企业、个人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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